汪涌豪

刘一闻先生是当代在书、画、篆刻及相关研究领域都取得重要成就、作出独特贡献的大师，人称新海派艺术的标杆。今承邀观瞻其新近所作，很受震撼，并不由得迭生浮想，遐思联翩。

众所周知，海派的根基是江南文化，循此精神而巧用之，再吸收移民所挟的地域文化与外侨传入的西洋文化，遂形成梁启超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一文所说的“驰心广远，游志幽微”的特点。它明自然、顺本性、探玄理，又厌繁文、喜破坏、重创造。到20世纪，虽添益出尚科学、崇理性、近人情等新的特质，但以金陵为中心的南朝文化、以杭州为中心的南宋文化及以苏州为中心的明清文化的重心性、讲气韵与求简美，乃至趋利避害、从善如流的特性，仍被顽强地保留了下来，并日积月累，改化生新，终成为声教德化的首善，人文繁盛之渊薮。海派艺术正是承继了这样优厚的传统，得以自成一格，声名远播。

受限于认知水平与市井趣味，人们在接受心理上喜欢轻俊妍丽的多，真懂安和渊雅者少，乃至欲其保值增值的多，而能扫地焚香，潜心玩味，既明其度式，复揭其来历，以畅一己之情性，以扫人间之氛垢者少。及至当下，市场经济正无远弗届地将某种物化估衡推展为流习，造成有的画家不免常以程式化的庸笔俗墨来支应时尚，有的书家则一味往简单里走，止于点画平正与结体的媚好，有的篆刻家几乎只求端正清晰，以字体浅近骗取俗眼了。故所谓海派艺术，虽不失其典雅隽美，间或仍有一二名家撑柱，但不能不说，其婉媚至于俗丽的缺憾显然存在。不过，也正因为这样，激发了有识之士高自崖岸、独领标格，在各个方向上追求更高古的艺术境界，这使得海派终得以声名不坠，并形成足以回应时代的崭新面目。

这样就说到了刘一闻先生的好处。他生长于上海，自然应归属海派。但由其诸艺皆擅，尤其书、画与篆刻所体现的那种特别的体调与风格，显非江南一义可以牢笼，而毋宁说有包括其祖籍地山东海曲在内，更广远深厚的文化的滋养。他的书法自早至今，大抵刚柔得宜、健妍合度、清逸潇洒的总体特征自然可见海派正脉，但多用韧性的狼毫，侧锋与正侧交替，圆笔与方笔并用，又大笔定势，小节扶正，有干有湿，点画间有金农漆书的影子，更受到汉简隶书的影响，线条爽劲老辣而少有盘曲，转折顿挫清晰而不稍滞塞，符号性强，辨识度很高，显得既简约爽利又温绵滋厚，清粹中不但不乏古意，还别有一种厚重，都是此间海派书家所不常有的。联系其虽重帖学，对清中期复兴的碑学及伊秉绶等人的书风却颇多推崇，显然其所祈望达到的境界非“海派”二字可以范围。若再对照其前后如吴昌硕、沈曾植、郑孝胥、曾熙、李瑞清、赵叔孺、王福厂、沈尹默、来楚生、赵冷月和胡问遂诸家所作，则他由对笔性的特别推崇，而能写出这样独具面目的作品也就不奇怪了。

他的书法之所以有此清粹不乏厚重的古意，除因为能以晋韵为宗、兼用篆隶外，还与他横画多侧锋，竖画多中锋，善借刀法入书有关。正是这种用笔如刀，使得其书作有了峭峻古雅的金石气。他的篆刻讲究结字与配篆，无论白文与朱文，镜铭还是小篆，印面多纤劲少肥拙，气息沉稳，体调疏雅。海派篆刻历来占篆刻界的半壁江山，名家如马公愚、钱瘦铁、邓散木、朱复戡、来楚生、陈巨来、钱君匋、叶潞渊、方去疾、吴朴堂、江成之等人俱享重名。作为后来者，他熟悉前辈各家的路数，所择工细印风虽不像写意放旷一路径切直肆，但一波三折，宛见笔意。至沉着庄矜中隐蓄着流丽，某种意义上更见难度。盖依他的认知，印章要在能“缩龙成雨”，所以章法上不刻意追求印面的视觉冲击力，也不故意残划破边，仅以纵横排叠的线条，再穿插以斜线短画，如此运刀精致细腻，冲切含蓄有节制，印风丰容萧然，印相声光敛尽，一派平静气象，被行家赞为有风韵，见气性。

已故文史大家冯其庸尝作诗赞“举世凿石手，君称第一流。况兼书与画，直上最高楼”，是法眼还照及了他的绘画。应该说，相对于书法与篆刻，他画得不多，题材也仅限于画竹，为其能写胸中之逸气。但积画竿可慢、画叶当快的经验，故常补以石骨清癯，寥寥几笔，也有拂云之气与临风潇洒之意。这样的画迹清省，甚至有时故意示人以拙与木，均出自他的有意为之。再配以寓传心法的题跋与印章，“一闻写竹”因此得以与其书法、篆刻一样受到肯定。

也因此，汇通书、画、篆刻三者，构成了他艺术创造的核心。其间，他尤其坚持书法为诸艺根基的主张。尝遵邓石如“印从书出”说，金针度人，要人切记篆刻当从书法中出，以为明白了书法，就明白了篆刻的大半，否则仅仅是刻字整齐而已。进而还强调不仅要掌握篆书、隶书，还要由草书的灵动翔舞，领会情感的抒写性。由于自觉追求篆刻与书法的融合，乃至能从汉印、镜、砖和瓦当中汲取营养。他又尊信书不能工、画必不能佳的古训，诸如李日华《紫桃轩杂缀》之“学画必在能书，方知用笔”，董棨《画学钩深》之“书成而学画，则变其体，不易其法”之类，以为虽书画同源，画法犹高度依赖书法，由此自觉以书入画，也同此。

一部《趋古步今》汇集了他近年来创作的书画篆刻作品，行草隶楷与轴卷册，形式多样。其中“典正”“望岳”“无碍”和“至极”等字他不止写过一次，墨竹图轴也不止画过一张，但或大气磅礴，或清气郁勃，都逸趣纵横，古意盎然，似向人昭示他从来重视的“深入传统”“吃透传统”，是如何引他走向向上一路。有鉴于从投资到收藏，当下繁荣的艺术市场，受众面越宽的艺术可能越通俗甚至卑下，他决不接受艺术的江湖化，相反总是强调在文化追求、学术规范与艺术准则三者的颉颃中进行艺术创造的重要性。故屏退声华，不避寂寞地走自己的路，以为只要能助自己领悟传统、反抗平庸和追求崇高，就已足够。

如今年逾古稀、声誉日隆的他，依然坚持用专业而非市场的标准看待艺术、要求自己，坚持认为道路选择、眼界高低与境界培养之于一个艺术家最是重要。在他看来，要做到这三者，浸溉传统、择师问道及毕生向学很重要，它们决定了一个艺术家的格调，当然也是奠定其地位的前提，所以常写“弘道养正”和“养正则吉，业广唯勤”，并时时提醒自己，越是冲冒不被人理解的艺术越尖端，人就应该千山独行，对无人识会有接之平然、处之泰然的从容与淡定。所以，时至今日，索求问价者越多，他的创作反而越少，并为避庸俗通俗，追求难度高度，至今仍不时临汉碑名品。此次《趋古步今》集中就收有《礼器碑》《鲜于璜碑》的节临，从中可见他对汉碑线条笔画与气息风格的把握。由于精熟古人真迹与碑帖，见多识广，故在篆隶楷行草诸体的会通及书法篆刻的合一方面每有创获。尤其篆刻，受侯马盟书、秦昭版和新嘉量铭文影响，不惟逸雅高古不输王福厂、赵叔孺、吴昌硕、黄牧甫诸大家，今次《中华民族印谱》的字形处理略无作意，也不见太夸张的表现，润洁中间出锐利，平淡中每见灵动，更足证其艺术创造力的沛盛与绵长。如此有意用减法，执拗地往古里走，终使得他在多少显得俗近的海派篆刻乃至书法中，出乎其类而拔乎其萃，甚至成为别调与另类。

这种别调与另类，显然可视为其难得的独创性的体现。在所撰《别部余话》中他曾说：“在艺术上，认识是第一位的。只有认识精准，那围绕于整个艺术的创作活动、思维活动才会准确。这样，结合实践，临摹或创作时就始终有一个准绳，这个准绳不是别的，就是你自己。”为此，他要求自己能“沿着一条典雅之路走”，以发扬个性，形成风格。他特别认可从碑学中转出新意的金农与伊秉绶，认为两人能在借鉴前人的同时自立权衡，有独立的审美表现，足为后世典范。金农漆书自称得诸《国山》《天发神谶》，其实于汉隶也下过不少功夫，故用笔虽方拙，正侧却颇多变化，又每露隶意，结字布势亦古亦新，他直称“是对古来汉碑书法艺术的继承发扬和再创造”。他对伊秉绶也赞誉有加，对其署款类式的不趋时尚、布置入妙尤其欣赏，以为大具“唱和之美”，而“时而行楷时而篆隶，间或避让间或穿插，犹径行阡陌的与联帖主体既经纬有别又合而无隙，更犹云蒸霞蔚式的五彩斑斓”“整个清代也鲜见其匹”。至总体上认可王僧虔“神采为上，形质次之”的主张，以为好的作品是作者性情的流露，又服膺董其昌所主张的用笔轻淡、结体内敛与章法虚空，实是因其“质任自然”与“因生得秀色”的趣味与他的性分相近。由此书、画与印齐头并进，在丰富与独创、稳定与新异的统一中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。他年轻时学过虞世南与黄山谷，他略带楷意的行书多少有虞书的味道，但由“尊古为新”而“心手双畅”，由艺术而开显性情，印证生命，他孜孜以求的始终是“诗化的艺术境界”，这才是他要的自己，他愿意成就的艺术。这个过程中，他衷心敬仰和膜拜的古人都在，但一旦伸纸濡毫，移石运刀，弃貌而取神，他们都被他忘得干干净净，留下的只是对刀笔衍生的一种特殊意味的关注，为其能体现人的气质与神韵，并这种气质、神韵仅关乎作者对传统的认识与生活的理解。由于这种理解仅属于他个人，这种意味也就只能为他一人所独有了。以此来看当下艺界聚讼纷纭如书法的现代化走向问题，及如何处理古与新、神与形、拙与秀的关系等问题，他以自己的眼力既好，手上功夫又硬，又善于融会贯通，所形成的被已故海上名家赵冷月称为足以比配赵之谦的清逸风格，可以说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范例。

他常示人两方印章，一方“海曲石臼刘一闻之所得”，另一方是“海曲石臼刘一闻之所见”。海曲日照乃他的故乡，这里是远古太阳文化与东夷太阳崇拜的发源地。在这块神瞩目过的土地上，他的外祖父王献唐一生致力于文字、音韵、金石、目录和版本的研究，著述逾千万字，又藏书10万余卷，搜集青铜、古陶、玺印、封泥、货币、石刻无数，虽常为衣食累而终不改其乐。其又任山东图书馆馆长，颠沛流离中不离不弃，对乡邦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。难得的是，老人家还兼长诗文、书画与印章，并功力深厚。由刘一闻先生所书《寒金冷石文字中的生命暖意》一文显见外祖的学术世界于他影响深远。故当中年悟道，风格初成，他调入上博，开始从事类似的工作，其间的传承显然不仅限于以外祖父所藏汉印作自己的斋号了。

他又尝书一联，“做数件可流传趣事消磨岁月，会几个多识见高人论说古今”，也是他一生志向与趣味的体现。他之所以有此成就，正与得艺坛前辈如潘学固、苏白、方去疾、谢稚柳、王蘧常、方介堪、商承祚等人的教诲有系。他们或是他的业师，或指导过他。他著述甚多，近三十部，其中如《中国印章鉴赏》《一闻艺话》等见解独到，行文雅洁，足以让人一觇其笔法、刀法中为何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的原因。以这样的书卷气，这些作品必能传世。

再说回到海派或新海派。今天，相信没有人会否认刘一闻先生是一位泽古甚深、面目独具、创新力度最大的学者型书画家、篆刻家。许多人敬佩此时看到他居然还能平和谦冲，让人想到明抱独居士所说的“事从容则有余味，人从容则有余年”。但他终究能运笔挟海气翻腾，当其奏刀騞然，踌躇满志，而四顾茫然，那种隐忍中的激情，以及这种激情对他的艺术的影响，是不是也不应被人忽略？这样，你就看得到一个更有趣的人，一个常用唱歌、做菜来比喻艺术的人，一个兴起能高歌高宴、激情朗诵的人。

面对全球化风潮以及城市化过程中海派艺术发展的瓶颈，我们是该认真思考究竟该如何与这样的人和艺术相处。其实，是该思考如何与自己历史、文化中从来就有的这样的传统相处，这显然是一门无可回避的功课。答对了，我们的艺术必与城市一起重生；答错了，则迟早会伴它走向沦落。

（刊登于2024年12月12日《解放日报》第10版。）

2024年12月12日《大公报》

（若斋整理）